立场声明

陶氏全心致力于确保产品的安全性以及动物的护理和福祉。因此，我们正在开发利用最佳科学技术进行人类和环境安全评估的非动物测试方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些工作由我们预测性毒理学小组中的专业科学家团队领导，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应用计算建模、基于细胞的系统或基于暴露和风险的评估，确保安全性，而不进行动物测试。我们还与客户、监管机构和动物福利组织建立了协作关系，以帮助推进这些方法的应用和接受，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监管安全性评估中对动物的需求。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我们对 3R 的承诺——减少、精炼和替代试验中使用的动物——同时继续兑现我们对产品安全的承诺。

在我们的愿景变为现实之前，仍将存在无法通过非动物方法解决的健康和安全评估领域。陶氏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持法规合规性以及安全处理和使用我们的产品，包括在绝对必要时使用动物进行产品安全测试。

多年来，人造化学品的使用普遍增加，从而促成了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善，例如新型药物、更清洁的水、更节能的汽车和负担得起的住房。虽然患有哮喘的儿童和成人数量增加，但没有科学共识认为化学品是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认为，烟草产品的烟雾、尘螨、室外污染、蟑螂、宠物和霉菌是哮喘的重要诱因。剧烈运动、恶劣天气、某些食品或食品添加剂以及其他刺激物也可引发哮喘。

可引发和/或加重哮喘和/或呼吸道过敏的人造化学品的数量十分有限。这些化学品的使用受到监管以限制暴露，并且化学品暴露在陶氏控制得很好。这些物质通常与公众的哮喘反应无关。虽然不能排除某些类型化学品暴露的作用，但与其他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相比，化学品的直接贡献因素可能很小。

特定化学品可能带来哮喘这一认知让陶氏在产品管理和营销方面引起警惕。我们作为一家化学品制造商，会对我们产品进行危害评估。这是使用陶氏产品安全评估流程进行整体评估的一部分。

化学品管理政策包括广泛的自愿和监管工作，涉及化学产品、中间体和废物的安全与环境无害的制造、分销、处理和处置。这包括测试产品以评估危害、评估预期应用中产品的潜在暴露以识别和管理风险、向适当的权威机构注册新产品，以及通知所有相关方潜在的危害和安全处置程序。

陶氏支持对全球、国家和地区层面的产品采用一致、协调的监管环境，以补充行业自愿工作并确保公平竞争。如果需要新的或更新的法规，这些法规应基于确定安全使用条件的既定科学原则，并强制要求以确保控制在预定的安全条件下使用。这样的系统必须依靠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原则，这些原则是可预测的、灵活的，并且能够负责任地满足社会的经济、环境和安全要求。

有关陶氏化学品管理系统原则的更详细说明，请点击此处。

陶氏的内部指导方针和陶氏开展业务所在的国家/地区的政策管理着新的和现有的工业化学品的测试。

陶氏进行适当的测试和建模，以确定其产品对健康和环境的潜在影响。这些测试还有助于确定产生这些影响的特定暴露水平，特别是未观察到不利影响的水平。

陶氏利用分层测试方法来确定要进行的适当研究。该程序首先应用现有的科学知识来确定产品的危害。然后它生成有关产品在特定应用中的健康和环境影响的技术数据，并确定需要进行哪些额外的测试。

“新”化学品是指在指定日期时未被政府确定为已商业化的化学品。有些政府要求在所有新化学品上生成一组基础测试数据，而其他政府则首先使用计算机模型替代实验室生成数据，并根据结果确定测试优先级。

“现有”化学品是指在指定日期时被政府确定为已投入商业使用的化学品。如果化学品存在不合理的伤害风险，或者生产大量化学品时可能造成广泛的人体或环境暴露，则可能需要对现有化学品进行额外测试。

毒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剂量决定毒性”。也就是说，随着剂量的增加，无论是处方药还是工业化学品，出现毒性反应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最近，一些科学家用一个新的假设挑战了这项公认原则，即低剂量的化学品 - 低于之前没有显示出有害作用的化学品剂量 - 实际上会导致之前没有认识到的毒性。他们认为化学品暴露具有低剂量效应，标准毒理学测试未检测到这些危害。

这种说法并没有事实根据。监管机构要求的按照批准的指导原则进行的毒理学研究涵盖了各种不良反应，并且因其广泛的病理学评估、临床化学观察和一般不良反应的其他衡量标准而值得注意。很少有不良反应能够逃避监管机构的注意。我们在了解化学品如何产生生物效应方面愈发老练，这使我们能够识别对进一步测试或监管措施最关键的物质。相比之下，低剂量的说法仍然存在争议，尚未经过严格审查，并且被监管科学家和机构普遍忽视。声称支持低剂量声明的实验结果尚未在根据经过充分测试的强大指导原则进行的、经批准用于监管目的的研究中重现。因此，低剂量假设仍然只是一种假设，应该受到科学同行的详细审查。

另一种假设是，低剂量的化学品实际上具有有益的效果。这种被称为“毒物兴奋效应”的假设表明，在高暴露水平下有害的物质在低暴露水平下可能是有益的，通常产生可逆的适应性，一旦环境暴露停止就会中断，例如当人们吃木炭烤的牛排时诱发的肝脏代谢酶。虽然有一些有限的证据支持毒物兴奋效应的假设，但这一概念仍然与低剂量毒性理论一样具有争议性。

顺势疗法主张，未达治疗剂量的药物远低于主流医师规定的通常治疗剂量时可以治愈各种疾病。顺势疗法已经被证实是虚假的，并且不被视为一种负责任的疾病药物管理方法。

陶氏认为，有力的证据能够支持该观点，即低剂量暴露环境中存在的化学物质不会造成重大的不良反应风险。这些环境暴露通常比安全暴露水平低数百、甚至数千至一百万倍，不会造成健康风险。我们对科学进步持开放态度，这将有助于更好地为监管过程提供信息，从而可以充分保护人类，同时利用现代化学可以提供的优势。

有关暴露我们产品的信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员工在我们的制造工厂或客户工厂中的经验。在制造和使用我们的产品期间，陶氏在开展工业卫生调查方面拥有十分丰富的经验。我们还学习政府机构和专业协会的经验，以及其他公司的经验。

陶氏通过与我们的客户、分销商和我们产品的其他下游用户进行对话，寻求有关使用和潜在滥用我们产品的信息。与产品风险相对应的是，陶氏寻求收集有关其产品使用的信息。对于危险性较高的产品，我们会询问物质的最终使用、处理、储存、运输和处置方式，以确保我们的客户了解潜在的危害并采取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陶氏与下游合作伙伴的持续对话是我们不断改进产品管理实践的一个基本要素。

陶氏会根据员工的工作职能，对员工进行有关正确处理、回收、使用和处置产品以及已知产品用途的教育和培训。我们有一套系统，用于鼓励员工（例如我们的销售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反馈有关新用途、已识别的误用或不良反应的信息，以用于我们的产品风险特征。

陶氏很少进行人体试验。然而，人体研究有助于理解化学物质可能与人体产生的相互作用。人体研究在确定健康结果、建立未观察到的效应水平和研究毒性机制方面比动物试验更具代表性和实用性。然而，只有在使用其他试验方法之后，才可以按照严格的方案进行人体研究。

人体研究通常分为两类： （1）人体临床研究，其中志愿者故意暴露物质，和（2）现场流行病学或暴露研究，其中收集关于在自然暴露条件下测量的人群数据。

美国政府和多个国际机构制定了道德标准，以保护人体研究的参与者，并在获得潜在受试者的同意之前将这些信息传达给他们。陶氏人类研究审查委员会（HSRB）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HHS）的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OHRP）登记过。

陶氏支持美国化学理事会的“人体研究政策”，其中规定：“所有涉及人体的研究都将根据共同规则、赫尔辛基宣言或良好临床实践指南进行，具体取决于可能接受研究结果提交的实体或其他相关因素。”

人类已经暴露到来自食品、饮料和空气的组合化学物质（所谓的“混合物”）的影响。这些天然存在的化学物质和低水平工业化学品的复杂混合物易于被我们存在以来发展起来的复杂生物系统管理、消除或利用。事实上，如果不暴露和利用饮食中提供的复杂化学物质混合物，就不可能有生命。尽管如此，对混合物安全性的担忧仍在继续，陶氏的专业知识使我们能够用最佳科学实践和信息来回应这些问题。

现有研究表明，当各种化学品均处于安全水平时，这些化学品的混合物不太可能产生不良反应。一般而言，工业和农业化学品的环境暴露浓度太低而不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通常在万亿至十亿分之几的范围内）。因此，陶氏认为，根据现有监管机制的要求，单一的化学品风险评估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足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其中一部分是通过采用大安全数据（或不确定系数）进一步降低毒理学研究中确定的安全暴露来解决的。但是，在由筛选评估确定该一般规则例外情况的情况下，陶氏支持并率先使用累积风险评估来进一步评估化学品组合的安全性。

陶氏一直是提供科学方法的领导者，例如最大累积比（MCR）筛选工具，以检查混合物的潜在风险。陶氏还积极评估新的毒理学和风险评估工具，即高通量毒性测试和暴露评估，为21世纪的风险评估铺平道路。根据迄今为止进行过的研究，似乎个人在现实世界中遇到的许多混合物的毒性通常由混合物中的一种或几种化学物质驱动。

总之，陶氏认为，当混合物中的所有化学物质均处于安全水平时，不太可能产生综合效应，现实世界中的混合物通常就是这种情况。因此，一般而言，陶氏认为，单一化学品和来源风险评估方法是确定混合风险驱动因素的有效手段。陶氏还认为，现有的法规 - 例如欧盟REACH法规或全球植物保护法规，它们利用大安全系数来保持低暴露水平 - 足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儿童和成人中一些神经行为疾病的发病率似乎确实在增加，而其他疾病则保持不变或减少。科学家敦促在解释任何疾病趋势时谨慎行事。在得出结论认为这些趋势反映了疾病负担的实际变化之前，科学家们必须评估诊断方法、疾病分类或报告实践的变化如何导致疾病发生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人为变化。

进一步的调查对自闭症等疾病尤为重要，因为自闭症的患病原因未知。陶氏支持在国际上加强和标准化健康与环境数据收集工作，以便分析疾病趋势并将其用于进一步调查。然而，我们认为，在进一步严格的科学调查之前，将自闭症和ADHD等疾病与化学品联系起来还为时过早。我们作为一家化学品制造商，会对我们产品进行危害评估。这是使用陶氏产品安全评估流程进行整体评估的一部分。

根据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某些物质被归类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或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PBT）物质。由于使用这些物质产生了一系列公共健康和环境问题，该公约已采取严格措施来消除或减少这些物质向环境的排放。

陶氏支持该公约的目标，该公约旨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POP的侵害。陶氏进一步认为，以适当和透明的方式实施基于可靠科学（包括对所有相关科学证据进行权重评估）的公开流程是非常重要的。将这种措施的优势和社会影响考虑在内的流程势在必行。

为了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并作为我们确保产品安全承诺的一部分，陶氏进行了试验和建模，以确定我们产品的潜在健康和环境影响。为了与国家、地区和国际上使用的最新方法一致，陶氏采用证据权重方法评估物质的POP和PBT特征。我们继续与世界各国政府和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以改进和改善这些方法，以便对物质进行适当的表征，从而相应地控制POP或PBT物质带来的任何风险。

我们致力于推广基于风险的方法，以控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与POP和PBT相关的风险。我们努力确保我们的产品以最重视人类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的方式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处置和回收，并完全符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

风险表征包括对指定化学品在指定剂量或暴露水平下产生不良反应的概率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估。相反，评估可以确定预计化学品不会产生风险的暴露水平。

公司和政府使用从化学试验和暴露评估中获得的信息来确定如何正确控制化学品在各种用途中所带来的风险。

部分示例包括：风险表征包括对指定化学品在指定剂量或暴露水平下产生不良反应的概率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估。相反，评估可以确定预计化学品不会产生风险的暴露水平。

公司和政府使用从化学试验和暴露评估中获得的信息来确定如何正确控制化学品在各种用途中所带来的风险。

陶氏支持信息累积，以支持基于风险的决策，保护所有人群的健康和安全，包括儿童，以及其他被认为更敏感的亚群体。

目前的风险评估实践采用预防（或安全）系数，以适应科学的不确定性。通常使用10倍的安全系数来涵盖从对实验室动物进行的研究而推导出对人类的推断发现的不确定性。然后考虑到人类之间的可变性或独特的敏感性，可以再使用额外的10倍安全系数。

科学家已经研究了儿童独特或更易受伤害的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虽然在一些化学品和暴露场景的例子中儿童更容易受到伤害，但还有更多的例子说明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结论是，因为我们不能自动断定儿童更容易受到化学品的影响，所以应根据具体情况，并考虑到化学品的固有危害、暴露场景和科学证据的重要性，来决定除了上面讨论的两个10倍安全系数之外，是否还应使用额外的安全系数。

陶氏支持在国际上加强和标准化健康与环境数据收集工作，以便分析儿童疾病趋势数据并将其用于进一步科学调查。我们支持使用严格的科学方法继续研究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例如美国国家儿童研究中指定的那些方法。我们警告不要从只不过是将健康和环境数据库联系起来的研究中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陶氏还支持作用方式和机制研究，这将使我们能够确定必须通过暴露缓解措施和/或监管措施来控制的儿童暴露显示独特风险的具体情况。